cool's profile拯救爱因斯坦PhotosBlogListsMore  |  Tools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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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18 经济增长的收入哪去了？经济增长的收入哪去了？ 中国２０００年国家财政收入是１．３万亿元，２００４年上升到２．６万亿元。仅４年时间，财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这一增速不可谓不快。而工资占ＧＤＰ的比例，１９８９年是１６％，２００３年则下降到１２％。也就是说，１４年间，劳动收入的增幅非常缓慢。国民创造的财富朝政府这边倾斜，老百姓得到的收入就要少一点。 统计显示，今年广东上半年人均GDP为13749元，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8531元，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只有2899元；山东上半年人均GDP为1111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125.9元，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2671.4元。
由此来看，即以城镇而论，人均收入也只占人均GDP的过半或者多一点， 工资占ＧＤＰ的比例过低，说明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当中，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的途径流入到个人手中。在城镇还有２万多亿是通过非工资的方式分配的。这非工资的方式除了经营、技术等收入外，很大一块就是以腐败形式表现出的转移收入。 想一想现在的腐败案，动辄就是成千万甚至上亿，单每年外逃到国外的资金就高达５００亿美元，财富落入何人之手也就可想而知了。 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李志宁的研究，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工资总额"在ＧＤＰ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２３年里有１６年的工资比重比上年低。特别是到了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下降的速度更快，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末比１９８０年下降约５个百分点。由此看来，我国工资水平之低，实为世界罕见。这也说明，广大职工"劳动力的价格偏离价值"的问题非常严重。而且从趋势上看，劳动力价格至今仍在"日益"偏离其价值。工资收入占ＧＤＰ比重过低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需求不足。统计表明，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５年一季度，消费性支出增幅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总之，经济增长的收入，一部分流入腐败分子手中，一部分流入老板手中，贫富分化正在加剧
这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迟迟不能转型有关。经济增长的动力要求产品有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一是来自技术创新，另一种就是压低劳动力价格，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好，学术空气不好，就只好靠以压低劳动力价格，出卖资源了
February 19 强奸上帝主教：亲爱的上帝，你是否被干疼了？ 上帝：早就不疼了，又不是第一次。 －－题记 宗教和科学的起源实际是一样的，都是来自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都无法穷尽真理，都有无法解释的事实。不同的是二者采用了不同的假设体系－－科学也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
早期的科学和宗教是混合的。祭司负责祭祀、宗教、科学、天文、历史。一直到牛顿时代，大多数科学家都是信教的，但他们对教会是反对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证明上帝的存在。 科学无论如何发展，都会给宗教空间，宗教也在不断改革适应社会发展。进化论的发现者达尔文后来也信上帝。在今天，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已不再反对进化论，他认为进化论不再和教会的教义相对立，但他并未因此而减少对上帝的信仰。 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都信上帝。爱因斯坦说：“科学没有宗教是跛子，宗教没有科学是瞎子。”他宣称：“宗教经验是推动科学研究发展的最强大、最积极的动力。” 今天科学家推算出宇宙来自宇宙大爆炸，不是上帝造的，宇宙大爆炸是如何出现的？只能解释为上帝－－科学无法解决“第一推动”的问题。 宗教的快速发展来自权力的结合。掌握权力的政权，可以专门组织优秀人才来研究宗教，建立完整的体系，同时，宗教也被强奸了。 政治是肮脏的，政教合一的宗教肯定和政治一样肮脏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拥有不受监督的权力的教会、僧侣，肯定会有腐败。
政教合一的国家，无疑都有君权神授的把戏，也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是神给的，群众是不能反对的。实际这全是后来的政权编造的。基督教组织本来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人们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受到罗马帝国的镇压，基督耶稣因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基督教反而给罗马皇帝加冕，基督教成了罗马国教。
佛教是讲众生平等的，即使是猪、马、牛、羊也是平等的生命，不能杀生。等成为西藏的政教合一的信仰系统，马上就变了。那里的是极端专制、极端等级主义，徒弟就是师傅的奴隶。农奴没有任何人权，贵族阶层非常残忍。西藏的国教－－密宗允许吃肉，但是实际贵族和高层僧侣才能吃到肉（解放前）。密宗还有一大发明，就是参“欢喜佛”，僧侣从与女人的性爱中参悟佛理，把阴部的“拙火”激发出来，成为巨大的能量。但是，这等美妙的修炼方法也不是普通人可以修炼的，据说水平不够高的人会走火入魔，只有高层的僧侣才可以炼。
只有伊斯兰教，一开始就是政教合一的，穆罕默德创造了伊斯兰教，把一盘散沙的阿拉伯人团结在一起，改变了阿拉伯人受人欺凌的历史。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迅速传播。伊斯兰教开始就是政教合一的体制，因此他的改造比较困难。 至今还有还有很多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而其他宗教早就分离了。（今天的土耳其是伊斯兰教，实现了政教分离和民主化，但是伊朗、伊拉克沙特等国家的宗教改革比较困难）。 初期的伊斯兰教和国家一样处于上升期，领导人简朴、亲民，随着政权的不断腐败，宗教一样开始腐败。
宗教的腐败，我比较了解的佛教的密宗。西藏密宗原来是白教占统治地位，但是白教后来极端腐败，所谓参欢喜佛就是淫乱。宗咯巴大师创立黄教，攻击白教的腐败，获得正统地位，控制了政权。 所谓的宗教战争，绝大多数背后都有统治集团的利益，宗教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百姓是被宗教利用的奴仆。
在大大小小的宗教冲突背后总是隐藏着社会、集团、国家之间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冲突，宗教冲突的实质是内部和外部不同势力集团和国家之间利益的争夺，权力统治者煽动宗教感情，把它和最有凝聚力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以实现权力统治者扩张和掠夺的目的，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就大部分宗教徒来说，他们是平民百姓，并没有什么政治意图，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充当了权力统治者的工具，甚至认为是在捍卫神圣的宗教信仰。一千多年的历史，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谁也消灭不了谁，除了信仰问题，战争背后的争夺土地、资源、钱物也是重要目的。 中国的孔孟之道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准宗教”的性质，他们本身不是宗教，但与国家政权相结合，成为一种信仰，只许相信，不许怀疑。对信仰的解释权被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里，不是知识分子手里。最高统治者因此也成为具有“教主”一样的地位。当这种理论与政权相结合，他就有两方面是必然的。一是被教条化。也就是把信仰的条文成为必须背诵的经典，并不断被断章取义的引用。二是被严重扭曲。孔孟之道的“君为轻，民为重”已经看不到了，只剩严重的“愚忠”和等级制度、君权神受。在文革，马克思主义的独立思考、自由、人权已经根本没有了，天天说着学习马列主义，天天在强奸马列主义。
在无神论的专制国家，统治者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民众的想法，这是强奸民意；政教合一的国家统治者把自己想法说成是上帝的想法，这是强奸上帝。最露骨的是洪秀全，经常假借上帝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来杨秀清也学会了这套手法，导致内讧。 今天上帝依然被强奸着，夜夜在哀嚎着，你听见了吗？ December 31 强势何强，弱势何弱？中国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强势何强，弱势何弱？ 本文的强势群体指握有权力的官僚和握有资金的工商人士，以及为他们服务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弱势群体指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 强弱的原因在我看来源于如下四点： 一、对稀缺资源的控制。官僚有钱，商人有钱，二者是稀缺的。于是，官员不需索贿，自有好处送来。官员有顾虑可以拒绝，行贿者自会把方案搞得天衣无缝，让官员安心享用。商人有钱。资本在中国也是稀缺的。但劳动力不是稀缺。于是你可以看到上级可以延长工时、提高劳动强度、克扣工资、侮辱职工人格，几乎肆无忌惮。这就是因为强势一方控制了稀缺资源。 二、组织程度。强弱与组织程度关系很大，跟数量关系反而不大。马克思说农民象一个个的土豆，即使装一火车也没有力量。强势很容易组织起来，因为他们可以结成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种联合有3种：官官、官商、商商。1、官官勾结，官与官互相之间一个眼色，一个语气，就能明白弦外之音，没有这点悟性就别再圈子里混。太多的利害关系让官官必须相护。2、官商勾结。一个出钱，一个出权，实现双赢。每一起矿难背后都有官商勾结，官商勾结极其普遍，不多说了。3、商商勾结。商商也很容易勾结起来。价格同盟是普遍存在的。不然大家竞争起来，都没有利益。更狠的是联手拉高价格。大家联手把股市、房市哄抬起来牟利。 强势联合普遍而又紧密，弱势群体联合却很困难。他们比较多的是组织起来，讨要工资、医药费、养老金，抗拒多收费、乱收费，以及要求涨工资等。强势的联合在暗处，不容易找到把柄，弱势的联合在明处，非常容易打击。强势很容易就可以通过同学、朋友在其中可以找到同学的同学、朋友的朋友，拉拢一部分，分化瓦解。至于找到领头人也是很容易－－因为人多，很难心齐。弱势群体闹得厉害，强势或许会妥协，但领头人会死的很惨－－他还无法找其他闹事的受益人获得补偿，－－所以没人愿意做领头人。所以弱者越来越弱。 三、信息控制。有名言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有太多拥有知识的人无法转变为力量，愁苦一生。不学无术者拥有强大力量者数不胜数。但强者都掌控信息。信息就是力量。诸葛亮可以用空城计吓走司马懿，因为诸葛亮了解司马懿，司马懿不了解诸葛亮和他的城池。这就是信息的力量。官员可以偷偷得回扣、得贿赂，可以用考察为名公款旅游；商人可以少报收入、多报支出来避税；可以制造产品马上就将被抢购一空的假象。而弱势群体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他们强势群体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弱势一方永远不知强势一方说的真假，强势对弱势了如指掌。 四、个人素质。一般来说，强势群体确实拥有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为他们服务。弱势群体一般知识水平低，素质相对比较差。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前三者为强势、弱势设置了极高的门槛，让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弱势群体的素质低，是由于他们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一个精英长期在非洲丛林与原始人生活，也会素质低下。 我前面的博客说道，黑龙江七台河矿难前，矿工把下班说成生还，其实他们预感早晚要出事，但不走。唐山刘家屯矿难，很多煤矿关闭了，工人住在简陋的工棚里不走，等着风头过了偷偷打开煤井继续挖煤。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受党教育多年，天天改造人生观、世界观的官员做不到，这些矿工做到了。有了这种精神，还有什么苦不能吃、什么罪不能受－－但他们有这样的精神，还是弱势。 中国的支柱产业是钢铁、水泥、煤炭、纺织等技术含量比较的低的产业，不是高新技术产业，那些赚钱多的素质未必比贫困者素质高，弱势群体的困难更多的是进入门槛的问题。北大毕业生陆步轩经历了失业、长期贫困，后来卖肉，应该说他是弱势群体，如果他有一个当官的爸爸绝不会是这种结果。 如上四点看出，弱势之弱，并非自身不努力，并非素质太差，实在是前三点设置了太高的门槛。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就是建立在弱势群体的血泪之上，他们用极低的工资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制造了大量出口产品，换来巨额外汇；我们是靠外需拉动经济，不是内需。没有极端困苦的弱势群体，就没有今天的高速发展。 当初，英国和法国都处于工业革命前夕。英国劳动力主要是庄园的农奴，庄园主把农民驱赶出庄园，土地用来养羊，失业农民被迫成为廉价工业劳动力－－这就是著名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法国主要是自耕农。一般认为自耕农多，贫富差距小，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发展。但是法国自耕农多，他们不愿离开土地，工业需要的土地、劳动力都难以获得，结果英国工业革命远远超过法国，后来成为全球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 所谓产权、法制、公平，都有两面性。我们的产权不清、人治、社会不公在某些时候促进发展速度。 强势群体控制了社会资源，又结成利益同盟，掌握了信息渠道，他们有主观欲望，也有客观能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强势；弱势群体虽然有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无法结成有力的组织，在被剥削、被压迫、被愚弄时，一般只有忍受。因此，中国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10年内不可逆转。导致的社会矛盾必然在2020年前后出现社会动荡。
December 23 难1、犹太人、巴勒斯坦人都是闪米特人，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实际来源于犹太教，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地区，本来是可以实现双赢的，犹太人带来了技术、资金。中东地区降水非常少，蒸发量大，多数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甚至是沙漠。以色列人研究出世界最好的海水淡化技术，效率最高的灌溉技术（效率达90％，我国大部分地区只有40％），他们把一块块沙漠变成绿洲，而阿拉伯人只会把绿洲变成沙漠。至于以色列可以给巴勒斯坦人带来的资金、就业机会更是极多的。他们的合作本来是有可能的，历史上他们实际是同根的兄弟。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双方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死了很多人，巴勒斯坦人极其贫困，以色列人至今没有赶上欧洲的平均生活水平。－－他们来以色列前是达到甚至高于欧洲人水平的。 2、拉美国家都是欧洲人、印第安人以及他们的混血组成，都信仰天主教，说拉丁语（大多是西班牙语）。他们各国都是矿产丰富，气候温暖，盛产各种经济作物，但工业不发达。如果他们形成欧盟一样的组织，对内统一市场，加强合作，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保护稚嫩的民族工业；加上他们有大量的优秀青年到欧美留学（由于人种和语言的问题，他们学英语、法语都非常容易），拉美的崛起指日可待。但是，拉美陷入“百年孤独”，互相不信任，宁可与欧美合作，宁可自己受不平等的价格体系剥削，宁可自己的工业无法发展。
3、中国人每个人都要看他人脸色过日子，如果你的上司或老婆脸色不好，你就要提心吊胆。每个人都要花大量的时间想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明知很无聊也无法自控。谁也无法改变。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是条虫，中国人内耗的严重，酱缸文化、麻将文化（看着上家，堵着下家，我不和，谁也不能和）的盛行，看来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难！人与人的沟通、信任是最难的，远远超过神五上天，阿波罗登月，着也许是人类文明高度的最好体现。 November 28 我的观点3 循序渐进的演化 最近松花江的水污染问题再次暴露了科学发展观落实的严重困难。此前松花江多次被污染，都被压住没有曝光（燕赵都市报），今天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而11月河北的邢台、武安等地发生3起特大矿难，今天又听说黑龙江七台河有特大矿难，138人遇难，11人失踪，只有72人生还。近几年中央在不断的检查，就是解决不了。
我们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10多年了（可以看看九五计划），但就是转变不了，一直以高污染、高消耗、低科技含量的产业为主。河北近几年出口的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只有2％，其他都是由合资、外资企业以国外品牌出口的。 这实际根本在于政治体制。高污染、高消耗的产品，对于GDP增长、税收增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高科技、无污染产品相对见效比较慢，风险大。地方领导一般短则2、3年，长则4、5年就要提升、调走，当然要发展见效快的。 素质教育喊了20多年，应试教育愈演愈烈。除了高考体制，更重要的政治体制。孩子在小学、初中被搞得极累，实际大量背诵、练习的东西除了应付考试没有多大益处。关键是初中、小学不搞应试教育，就考不上重点初中、高中，教育资源（优秀教师、资金）严重集中到重点学校。这实际是政治体制问题。高考分数是当地政府的颜面，而且不容易作假。但农村教育薄弱非常容易作假来掩盖。 如果有真正的民主，在环保和高速GDP增长之间，民众一定会选择环保，宁可降低速度；在学校资源配置上，大家一定要求平均分配，农村的孩子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因为上重点的孩子毕竟是少数,而农村人口占70％，他们的选票很重要。官员为了自己的位置，不敢违背民意。但是，现在官员的命运掌握在上级手里，为了GDP，为了颜面，自然要搞面子工程，自然要弄虚作假。 可以说，当前重要的问题：三农问题、污染问题、教育问题、房改问题、医疗问题、企业改革资产流失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有关。政府不受民主监督，提拔、当选的权力不在百姓手里，在上级手里。 但是民主短期内是不会到来的。
一种变革是否会成功，一方面决定于他的理论是否正确，另一方面决定于支持这种变革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
今日的政治体制改革，两方面都不具备。西方各国的政治体制各有不同，比较有代表性的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瑞典都各有不同，中国不能照搬他们的体制。中国的民主如何搞，要靠各派博弈中自发解决。 从民众方面，民众的民主和法制的意识和能力都不足，传统思想的力量非常强大。 所以只能循序渐进的演化。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改革应当实现帕累托最优。什么是帕累托最优呢？就是从现实出发，变革后每个个体都实现了利益的增加，这样的变革阻力最小，效果最好。实现帕累托最优，就要承认既得利益，尤其是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如果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阻碍改革。他们是掌权者，他们负责改革政策的落实。 新制度经济学建议采取“赎买”的政策。当权者交出特权，会得到补偿。戈尔巴乔夫下台前，就个人利益进行了谈判。叶利钦下台前与普京签定协议，维护他的既得利益，以后也不会被清算。这都是尊重传统的做法。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提前退休的可以涨3级工资。 现在关键是按照台面上的理论，官员是公仆，共产党没有私利，都应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所有以权谋私的做法都是非法的，共产党应当象大禹一样“三过家门而不入”，应当象一些劳模一样老婆、孩子、父母病了都不管，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导致“赎买”的理论不能搬上台面。导致官员虚伪盛行：明的利益非常少，暗的利益极其巨大。公款消费、公车浪费的现象20年一直受到舆论的反对，一直没有解决。转变增长模式已经喊了10多年，也不能解决，这都与官员的既得利益有关。 我们回忆一下企业改革。最初的理论是工人和厂长、经理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不同，大家一起学习掏厕所的劳模。这样，厂长经理的工资与工人没有太大的差别，厂长经理积极性不高，大吃大喝、公款消费、公款买车问题严重。第二阶段是承包，交够了合同承诺的利税，剩下是自己的；第三阶段是产权改革，经理层把企业买下来。 现在我们的政府类似于企业改革的第一阶段。现在的困境是，不承认掌权官员的既得利益，改革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承认他们获得的私利的合法性，相当于承认共产党的价值体系、政治信仰彻底瓦解，道德体系崩溃，一党执政合法性受到严重威胁。――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国有资产被瓜分一样的结局。 如果我们不承认官员的既得利益，除非用暴力革命的办法，建立新的管理体系，但代价太大了，也不能保证新的管理体系就是民主的。 我们现在做的，只能是循序渐进的工作。1。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国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2、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自由思想的传播。3、民营、外资企业的发展。民营、外资企业的发展，让中共对经济的控制权不断缩小，这些企业有着与国企不同的企业文化，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盛行（虽然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实用主义、实证主义，但其实就是。共产主义在这里是没有人讲的。）4、法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总之，从经济的结构、人们的意识都在不断的变化，当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这些潜在的民主、自由的因素爆发出来。 当前的政府，确实在促进教育、民营经济、法制等方面的发展和完善，某种程度上说是在为未来的民主做准备。 新制度经济学是指导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我们“产权改革”，“国退民进”等大多从此而来。然而，我所在地区的市委、市政府（地区级）几乎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这门学问，即使专门在政府研究室搞理论研究的也不懂。他们大都有研究生的学历，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但工作中他们对马克思理论实际也不以为然。其中很多人是党校的研究生，只是混个文凭。
我是绝对的另类，幽灵一样游走在机关。
November 26 非典和哈尔滨的水昨天（25日）中央电视台请两位清华的研究人员说哈尔滨的水，称赞政府措施如何得力。但上网一看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有关部门先是说爆炸只产生CO2和水，不会污染，后来证实不完全燃烧肯定会有污染（苯），根据化学常识，无污染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制造这种言论的人是否要负法律责任？ 1 爆炸10天后才承认有污染 吉林石化11月13号发生爆炸以后，人们就担心含有苯的有毒物质泄漏会影响健康。但是吉林石化公司和吉林市政府的官员却公开表示，爆炸后的监测结果表明，没有造成大气污染，刻意隐瞒了爆炸造成水质污染的事实。如果不是哈尔滨采取紧急停水措施，不是中外媒体云集哈尔滨，不是长达80公里的污水带星期四将通过哈尔滨，国家环保局可能就不会承认松花江水域受到严重污染的事实 2、内紧外松
而关于停水的消息，政府实行的也是“内紧外松”的一贯做法。即有什么消息，也在内部通报，然后再有选择地对社会公开发布。关于腐败、关于内部整风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无所谓了，毕竟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涉及关于人身安全的公共事件，就会让人愤怒了：我们上税养你做什么？
可是，在这样的危机事件中，财政奉养的人事实上是在威胁一般公民的人身安全，他们提前占有了紧缺的生存资源——饮用水和食品！没有他们还好，大家逃生或者死亡的机会均等，可是养了他们后机会就不均等了。本来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被政府分成了两个阵营：有消息来源的人和没有消息来源的人。危机再次以极端的形式将分裂的社会表现。 那些一面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手段“安抚”大众“别紧张”，一面却警告家里人早做准备的人，在正常国家里，是要被质问的——你什么居心？自己先逃跑，自己先紧张，自己先准备！这就是信息发布的恐怖逻辑！信息发布的先后顺序，决定了不同的生存机会！那些没有信息来源的人，要等到火烧眉毛的时候才知道危险就在身边！而这时候，所有必须的资源已经被别人收集——“急忙下楼开车来到家乐福，好家伙，那里好像刚被抢完，不只只没水，连和水相关的饮料、牛奶都没了，面包都没了。” 这个事件，和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没有任何关系，已经是生存恐惧造成的“灾民理性”赤裸裸的表现：以别人的生命威胁换取自己的生命保障。 这话可以反映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这样的政府你也敢信？” 3 、再回想非典时期，为了避免恐慌，开好人大、政协会议，北京一再强调没有非典，“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结果北京非典非常严重。 上市公司一再爆出黑幕，上市公司的财政报表根本不可信。 政府的公信力在哪？ November 25 费孝通费孝通年轻时是一位民主斗士，对中国历史、美国民主做了深入的研究，撰写了大量关于民主的文章。当时中共出于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需要，对他大加赞赏，后来，中共建国后，费孝通在反右、文革中受很大冲击，平反后，费孝通严守为中共“帮忙不添乱，到位不越位”的信条，也成为高级领导。下面是1946年他的一篇文章，当时主要是影射国民党的专制，对照今天的现实也可以有所反思。
费孝通：民主，就是这这么简单
投票自由不受约束
我还记得前年在美国北部一个农家做客，主妇太太和我们谈起了罗斯福的新政，我就问她你是哪一党的？她很简单地回答我：“共和党。”我接着又说：“你常去开党团会议的吗？”她不大明白我这问题，张大了眼睛表示要我解释一下，所以我又补充说：“你们怎样入党的？入党的手续怎样？有没有党证？交不交党费？”这些问题把她更弄湖涂了。“对不起得很，我不很明白你的问题，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是我上一次大选时投威尔基的票，我觉得罗斯福总统做了太久，该换换人了。”
我对于这位太太的话也相当的不清楚，因之不能不再问下去：“你每次选举总统都去投票的么？每次投共和党候选人的么？你是不是考虑哪位候选人中不中你自己的意，只要他是共和党推举出来的，就投票选他么？……”
她很不好意思地摇一摇头：“按理我有了权利就该投票，可是也有时懒得去，譬如说兰登和罗斯福竞选那一次，我病了没有去。”她笑了笑，“若是我去投票，我会选罗斯福的。”
“兰登不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么？”我插口说。
“是的，可是我不喜欢他。”
“你不是自己说是共和党人么？”我又问。
“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投票选那个我不喜欢的兰登呀。这次我们县里选举议员，我又投了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因为我认识他，他是个好人。费先生，你以为我说是共和党人就必须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么？那不是民主。我有我的自由，谁也不能一定要我投谁的票。上一次我选威尔基，汤姆（她的丈夫）就投罗斯福。投票前一天，我们两人还辩论了一场。汤姆也是共和党人，可是他这次去外边去走了一趟回来，偏说罗斯福好。他说了许多理由，我还是有我的成见，他说不服我，我也说不服他，各人投了各人的票。”
“那么，你所谓共和党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能不追问了，主妇太太给我问住了，她的女儿在旁却笑起来了。
“孝通，你像个法西斯蒂！”
我没有想到会戴这顶黑帽子，不免惊异地把眼光转向那位小姐。
选举票——是人民的力量
那位小姐放下手里的织物，“孝通，你问我妈什么入党手续，什么党证，什么党费。你又认为一个人一定要受党的拘束投票，这些不是法西斯蒂么？我们美国是没有这一套的。我们喜欢谁就选谁，候选人要千方百计讨我们喜欢，想得到我们手上的票。这张在我们手上的票是我们自己的，也靠这张票，我们的政府不敢得罪我们，若是我们没有投票的自由，美国怎能自称为民主国家？”
主妇太太打断了她女儿的话，插上向我解释说：“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不过是大体上同意共和党的政策，其实，都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共和党的同情者，我也就继承了他的成见，我们在大选前总是要先去注册的，凡是合格的选民都可以去注册，注册时我就填上共和党，我可以参加共和党推选候选人的大会。我若不注册共和党，我就没有推举共和党候选人的权利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最后的投票时一定得投共和党的候选人。我们是在一个围着布幕的小房间里投票的，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真正投谁的票。我们说是共和党人或是民主党人，意思只是到那个党里去推举候选人罢了。我们没有党证，更没有起誓一类的入党手续，而且我们每次选举时，可以自由注册，愿意在哪一党里去推举候选人。”她顿了顿，“我的罗伊思（她的女儿）说得是对的，这样才能使那些政客们不敢得罪我们选民。费先生，天下大概没有一个政客是好的，我们若是放弃了投票的自由，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对付这批混蛋了。”
那位小姐回头问了我许多关于中国的情形，我窘得很，连忙用别的话支吾过去。可是，我的日记上却写下了一句话：“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限制人民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的机构。”
看《威尔逊总统传》
不久之前，我和太太一同去电影院看《威尔逊总统传》。从电影院里出来，我的太太问我说：“威尔逊在学校里教教书多舒服，也不会劳苦得这样，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几个民主党的老头一定要去找他出来。从电影上看来，这几个老头不是本来不认得威尔逊的么？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出来竞选，一定要找到威尔逊呢？使他不能安安静静写书，在球场上看学生们比赛？”
“那些党老爷有他们的苦衷。”我回答说：“他们要上台必须要人民选举，所以他们必须千方百计地猜测大多数选民要什么政策，喜欢哪些人。猜得中就可以竞选胜利，猜错了也就失败。譬如那次竞选中，他们不能拉出个威尔逊，不能提出‘新自由’的口号来，民主党也很可能落选的。威尔逊名望高，要用他的名字来争取选举票，所以得三顾茅庐地请他出来。你还记得威尔基和罗斯福竞选的事实罢？威尔基本来并不是共和党的人，可是共和党在那次竞选里，知道罗斯福是个劲敌，不请出一个美貌有魄力的人来做他的竞选人，不会有胜利希望。威尔基是个大公司的经理，有名能干，长得又漂亮，所以把他推举出来了。”
“你这样说，她像学校选球员了……”我太太说。
“不错，不错。政治本来该是当足球比赛看的，这也许就是《威尔逊总统传》那个电影用赛球的场面作为开场的原因。”我应着。
“可是，我不懂，这样猜测人民心理，挑选名角，不是这些政党在愚弄人民么？谁可保证他们说的话当话呢？”我太太还是问。
“选举票能做保证。”我接着说，“若是一个政党执了政，他们所许下的诺言不兑现，下次选举时就会失去很多选举票，甚至落选，退出白宫。骗人至多骗一次，而且骗了人就出卖了前途，因之代价太大，在可能范围内是不敢离开所许下的政纲太远的。”
我的太太却还觉得我的话里有问题，她想了一想：“依你这样说，美国的政体是干什么的呢？请人做官，听人民的意思做事，有什么好处呢？”
是的，我也相信很多中国人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在我们这现实生活里所认得的政党多少是一个特权阶级的集团。入党是想做官，做官是想发财：为了官可通财，所以不能弃官，于是要独占一切官职，这些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政党。在这种现实的经验中，自不易明白一个民主国家中政党的作用了。
我正想回答这问题时，公共汽车来了，我们忙着搭车，把话打断了。
到家坐了不久，来了一位刚从重庆来的美国朋友，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我就向太太说：“好了，你要问的问题问他罢。我正不知道怎样回答你。”转过来，我把我们看了《威尔逊总统传》之后的谈话告诉了那位朋友。
“这可难住我了，政党这个东西实不容易说明，我在学校考试也曾为此得了个零分。孝通，你知道，在我们宪法上根本就没有这东西。制宪的那批人不但没有想到后来美国的政党在政治中发生这样大的作用，而且他们对于党那个名词根本就不喜欢。”
“你们没有政党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么？”我太太问。
“政党当然合法的。”这位朋友点了点头说：“像其他团体一般，我们宪法保证了人民结she和言论的自由，我们不过用这自由来争取自由的政治利益和发表自己的主张，结果产生了政党。宪法里虽则没有政党的明文，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党是违宪或不合法的。”
我想插口时，我太太打住了我说：“今天晚上不是讨论会，我们不要把时间全花在政党上，这样好不好，劳莱（那位朋友的名字），你能不能最简单地回答我，美国政体究竟是干什么的？把我这个疑团弄清了，我们改天再继续讨论这问题。时间不多，我是不喜欢整天讲政治的，好像生活中只有政治一样事似的。”
政党是干什么的
那位朋友把手按了额头，“好罢，我来讲一课书罢。我们知道民主政治是要以人民意见来决定有关大众的事，可是要知道人民意见却是件极困难的事，每个人对于每一问题都有他自己的意见，各人的意见又是可以各不相同。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怎能根据人民意见来办事呢？所以民主政治的初步工作是在‘整理意见’，归纳成几个不同意见，然后可以让人民根据这几个意见投票表决，寻出一个大多数的意见作为办事的依据。”
“于是问题是在怎样去‘整理意见’了。若是每一个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意见可以愈弄愈分歧。最切实的方法是有个人起个草案，根据这草案，再让人家批评，修改，编成条文。这其实就是政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民主国家的政党并没有不变的‘主义’，更没有发起人的‘遗教’必须遵守的，他们每次选举时都要临时编出个纲领来，这些纲领就是整理过的意见。”
“一个国家的人民因为看法不同，利益不同，不容易有一个一致赞成的意见，所以若干政党便同时去整理不相合的，甚至是相反的意见。最后每党提出一个他们认为可能最合人民大众意见的纲领来。人民就根据自己的意见去看哪个纲领最中意，中意哪个就投哪个党的票。票子多的政党猜中了民意，就可以去推行他们的纲领，给他们政权。政党是一个整理民意的机构，而且使实行的纲领必然是大多数人民的意见。”
“政党的第二个任务是推举人才。有了纲领若没有合适的人去执行，还是没有用的。在民主政治中每一个公民都有资格做官的，可是粥少僧多，绝不能个个都成为总统，谁来选择呢？若是每一个人都自己站起来竞选，都是候选人，那是又会乱哄哄的一团糟了。所以又要一个机构来推出少数候选人，然后让人民来挑取他们最中意的。这里又需要政党了，政党为了要取得多数选举票，所以必须尽力的去寻出众的人才来做候选人。这样有能力的人就有机会被挑中了。”
趁劳莱停一停，喝口茶的时候，我太太加了一句：“你这样说来，美国政党有一点像我们的荐头店，荐头店的老板要体悉哪一家主人脾气、性情、工作，然后挑一个合适的老妈子送去。是不是？”
“是的，是的，我们的确把我们的官吏当老妈子看的，称他们公仆，有时还要很苛刻地对待他们。”劳莱很得意地点头。
我们的谈话于是转入了家务。
那天晚上我记日记时写着下面的话：
“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一个做官的，或是想做官的集团，而是整理民意、推举人才的政治机构。这机构的基础有二：一是人民可以自由结she，自由言论，二是用选举票来决定政策和官吏的任用。民主政治不能没有政党，可是政党的积极贡献也必须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表现。”
1946年4月5日 November 24 我的观点2 大国困境1、为什么美国要搞霸权主义
原来我总是搞不明白，号称民主自由的美国为什么要搞霸权主义，莫非美国人很虚伪？布什在上届政府把经济搞得一团糟，而且国际关系紧张，有很多人把911看成是搞霸权主义自食其果，你不欺负人家，人家为什么要自杀式袭击你？要是在中国，这样的领导要下台了，布什却击败对手连任了。美国在冷战结束，财政赤字极高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有如此大军费开支？老百姓为什么会同意？ 现在我认为美国只能搞霸权主义。 美国之所以发达、富有在于科技领先。美国的蓝领工人只占25％，美国的主流社会是白领的中产阶级。美国之所以体力劳动的蓝领这么少，是因为美国靠国际贸易的方法，让发展中国家提供体力劳动，美国人从事“知识经济”，生产软件、网络、金融产品、美国大片。可以说，输出的是“虚拟产品”，输入的是“实物产品”。美国的蓝领不但工作累，而且收入不高、社会地位低，没有前途，将越来越少（他们的下一代有能力改变命运，不像中国的农民）。这样美国将越来越依赖国外的“实物产品”。实物产品是必需品，必须要进口；虚拟产品不是必需品，我可以不上网，不玩软件，不看美国大片，（或者只用、看盗版的软件、大片）。因此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 过去的地主不生产粮食却吃最好的；今天的美国不产生实物产品却用最好的。地主只有靠霸权控制农民才能一直享受，美国只有靠霸权才能避免实物产品匮乏。娇小姐丧失奴仆无法生存，必须统治奴仆；美国将逐渐丧失蓝领（只留下无法靠国际贸易进口的餐饮、维修的蓝领），必须称霸全球。 过去英帝国输出工业品，输入原材料，工业品很贵，原材料非常便宜，要靠霸权维持不平等贸易。今天美国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美国人出品牌、技术等无形之物，中国出人力、资源，美国人得到利润的90％，中国得10％， 要靠霸权维护这种贸易。 美国欠全世界的钱 ，相当于美国到处打借条，中国拿美国的借条可以到日本换成产品。
蓝色巨人IBM把PC电脑业务卖给了中国，因为他的人力成本太高了。今后电脑、钢铁、汽车美国将都逐渐不再生产。当美国霸权丧失的时候，美元霸主地位动摇，美国的实物产品极度匮乏，美国的崩溃将远远超过苏联解体的崩溃，实物商品极其昂贵，美国人将穷到一件衣服要花一个月工资，一两汽车要3年工资。 所以，美国人必须维持霸权，除非发达到用智能机器人取代蓝领工人，用核能取代石油。 2 谁威胁美国的霸权 （以后再写吧） 3、大国困境 前面说过，大国有好处，也有难处。其中一个难处是可能让其他国家感到威胁。中国人口是美国的五倍，中国的人均产值达到美国的一半，总产值就是美国的2.5倍，中国有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是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那时中国拿出和美国相同比例的钱用来搞军事，军费就是美国的2.5倍，美国的霸权必将丧失。所以，当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美国必须搞垮中国,其中重要的目标是分裂中国。对美国来说，小国可以扶植，大国必须遏制。 中国的经济发展、民主化等都将遇到比韩国、新加坡更多的困难。中国目前是处于大国困境当中，一旦走出困境，大国优势将显现出来。中国将比小国更稳定，更能抗击国内外的各种风浪。强大的中国将可以把稀土价格提高10倍，可以左右国际贸易格局。
4、穷则变，不穷不变
当年汉景帝时天下太平，晁错提出要削藩，结果天下大乱，汉景帝杀了晁错。现代，中国高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赵紫阳要搞政治多元化，结果被软禁起来。 削藩是要削的，只能等有他谋反的证据再削；政治体制要改的，只能到不得不改时再改。 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引起社会动荡。基层负责改革的官员是原来的官员，不会上帝凭空派几个廉洁无私的干部负责改革。让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简直是妄想，唯一的办法是他们改革的同时自己可以得利，如同俄罗斯，实权官员与资本家结合掠夺国有资产，最后私有化了，民主了，自由了，老百姓什么都没有了。 政治改革有极大的风险，最后结果即使总书记都无法预料（戈尔巴乔夫也是非常聪明的人，但不知会有这样的结果）。因此，上至总书记，中至各类精英，下到普通百姓，这时候谁要跳出来搞政治体制改革都不会有好结果。 何时搞呢？ 多年后的中国，面临人口老化、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体制僵化，社会矛盾尖锐。所有矛盾中，只有政治体制是可以改变的，其他都是难以改变的，人口问题要过20年新一代成长起来才可以解决，资源、环境也要靠政治体制转变以后才能解决，除了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这时候的改革，即使出了问题，大家也能理解，甚至可以原谅。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将成为全民公敌。 5、当今的民主人士 当今的民主呼声很高，要求民主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真正无畏的斗士，这类人大多惨受打击。 二是有美国保护，有美元收入，出了事跑到美国避难。这类人相当一部分已经依靠美国，替美国说话，恶毒攻击中国。尤如我和老爹闹矛盾，另一家人借此对我老爹破口大骂，有良心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 当然也有的避难美国是迫不得已。
三是私下里偷偷的议论、研究。大多数人是这类人，包括我。这是比较务实的做法。中国终有一天会形势动荡，风云际会，今天的研究今后会有很大用处。中国会有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今后百年，先是高速发展、而后走过多年动荡、经历百家争鸣，各种力量、路线反复较量、博弈，中国将找到自己的路，真正从低谷中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没有简单、笔直的道路可以走。
我的观点回应：gol_ranger
gol_ranger问我：对中国的制度改革有何建议....究竟是学习借鉴，还是自创模式？ 我想，首先是学习借鉴，然后是自创模式，现在还在主要是学习借鉴 中国是大国，大国有大国的好处，也有大国的难处。 先说难处。王安石在变法前在地方变法，试用自己的理论，非常成功，朝廷多次调他到中央做高级官员，他都不去，因为那时条件不成熟，自己的变法主张也不成熟，皇帝对自己的信任程度也不够。但到了中央，把自己地方成功的一套应用于全国，却很失败，他那些富国强兵的做法全成为地方官牟利的借口。一个原因是在地方，比较容易监督，现面怎么作的自己非常清楚，到了中央就容易被地方蒙蔽。第一个难处是信息传递的扭曲－－链条越长，扭曲越厉害，腐败孳生越严重。 第二个难处是民主，高度统一的大国很难民主，让13亿中国人的意志都体现出来很困难。民主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第一，少数可能是对的，多数可能是错的。第二，少数人的利益也必须保护。不能因为犹太人是少数，就可以屠杀他们。印尼欺负华人也因为华人是少数。民主是一个让大家平等的公平的制度，小国更容易民主。美国、俄罗斯地方的州、共和国都有极大的自主权，有自己的宪法，选举的政府主要对议会。杜马负责，可以与中央的党派、政策不同。中央是共和党，地方可以是民主党。但是中国失去对地方的绝对控制，一是可能造成地方更严重的腐败，因为地方人大无法控制他们，其次可能造成国家分裂，新疆、西藏都可能分裂。西方国家以投资、援助为诱饵，让地方依附他们，中国很可能分裂。 再说好处。首先大国可以保持独立。东欧国家先是德国的附庸，后来是苏联的附庸，现在很大程度又依赖西方国家，可以说兴也容易，败也容易。韩国、台湾、新加坡的兴起，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关，在这里扶植一些国家，有战略意义，在美国的经济扶植、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兴起。而朝鲜、阿富汗则成了大国战略的牺牲品。 其次，大国经济规模大，可以作用经济市场。美国可以左右原油等多种产品价格，今年铁粉涨了70％，是日本搞得。中国对纺织品价格有一定影响力，但还不够，其他国家控告中国倾销，是因为中国还是落后。中国强大了，可以左右煤炭、稀土、纺织品等多种产品价格，现在还不敢，怕欧美一起制裁中国。这种定价的权力是非常重要。美国的富裕很大程度是他规定的经济的格局和价格。小国只能听从大国的摆布。 总之，中国不能完全学习美国，与韩国、新加坡等小国也有很大不同，中国的民主必然要经过一个动荡的阶段，不能有幻想 November 09 是什么决定改革的方向前几天和几个政协委员讨论政协提案。我不是政协委员，但大会发言的材料是我写的，由领导到台上去念。 我其实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好多问题都是瞎鸡巴整。不管你调查的多么深入，考虑的多么周到，即使最后形成改革方案，该方案经过各级官员的变通，都成了坑害百姓，官员获利的手段。 高考的指挥棒让教育无论怎么改革都离不开应试教育，gdp的指挥棒也有这等效力。 中国原来是低收入、低消费、高保障。几十年工资只有月几十元，物价很低，1根糖葫芦5分钱，我过年就给1元压岁钱，最多5元。学费非常低，小学1年2元。房子是分的，不花钱。治病基本都报销。 但是我们的gdp增长是有指标的，年均8％以上。只要高工资、高消费，gdp肯定会增长。即使经济不增长，如果我们让工资涨起来，教育、医疗、房价都涨起来（教育、医疗都不在通货膨胀的计算之内），我们的gdp一定在增长。比如，过去一个人月工资50元，夫妻2人养两个孩子不费劲。现在每人工资1500元，夫妻养1个孩子，考虑到要给孩子上学、卖方等等，经济反而非常紧张。10年来，我们的gpp涨了一倍多，大家反而感觉钱更加紧张，对未来更加没有把握，幸福指数丝毫没有提高。 决定改革方向的似乎不是中央领导，而是利益，是官员的利益指引中国的改革方向。官员的利益，一曰升官，二曰发财。升官就要要gdp增长，发财就要权力寻租。今天一些人说医改失败了，××改革失败，其实并不是失败，看站在哪个角度。（负责这些改革的官员提升了，就是成功了）改革成今天这个样子，绝对是必然的，不是哪个领导能左右的。我原来所在的××市（县级市），97、98年经常拖欠教师工资，即使一中、二中也经常拖欠，乡里常常拖欠半年之久。而税收已经寅吃卯粮，把下一年的半年受收上来了。这些不光彩的事自然不报、少报，不然影响官员提升，我们看到报纸、工作报告依然形势一片大好。 当时改革的唯一出路是财政减少支出，增加收入(其他都是瞎扯，因为工资都无法保障，谁还有心干活？）。对于减少支出，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大吃大喝，减少公车消费、精简机构，这些无一做到，因为它侵犯了官员的利益。官员自有减少支出的办法，就是甩包袱。国有企业怎么也搞不好，投进去的钱都收不回来，怎么办？卖！这样政府减少了支出，还增加一笔收入。（中央反复强调不能一卖了之，最终就是一卖了之）。财政背负沉重的医疗费用怎么办？甩！把医院推向市场。此外，公房需要耗费很大资金，让公民自己去买。大学由公费全部改为自费。如此财政负担大大减轻了。
另一个是增加收入。国企不行了，怎么办？培植私企，引进外企(官员给外企、私企以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往往自身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双赢），另外就是乡镇狂挖小煤矿、小铁矿（今日尤其如此，乡财政收到县级，乡里就靠小煤矿、小铁矿支持，否则难以维持开支）
地方的许多行为是不符合中央政策的，但这些官员都一一升迁了。他们保证了gdp的高速增长，社会基本稳定。假如他们真的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办，反而升不上去（照办gdp不会这么高）。中国的改革不是按照中央领导的方向改革的，是按照官员的利益驱动方向改革的。 今天，包袱早已经甩干净了，财政状况很好，改革进入了新阶段（逐渐开始背包袱，如社会保障，弱势群体的保护），但官员升官、发财的驱动没有改变，他们指引方向的格局没有变。
（以上绝对原创） October 28 朱×鎔×基和温×家×宝朱鎔基和温家宝
朱鎔基总是一脸严肃 温家宝总是满带微笑 朱鎔基讲话置地有声，斩钉截铁，妙语连珠，如滔滔洪水 温家宝讲话慢慢吞吞，有条不紊，考虑周详，如细水常流。
朱鎔基初当总理，激情满怀，“前面不管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要义务反顾的走下去”，我对他充满期望，无限崇拜。 温家宝初当总理，讲话吞吞吐吐，我几乎没有耐心听下去。
数年后，再看朱鎔基的改革，98年开始机构改革，计划是裁减一半公务员，省下的钱用来办教育。98年中央部委这些分流下岗的人均拿到30万元，走得都是有门路的，有的到了原来部委的下属企业，继续获得垄断利润；有的自己办了公司，利用关系继续发财。99年省级机关改革，2001年市级机关改革，市级机关改革唐山人均拿走10万（最少5万，多得得20万，我单位一人上了1年班得6万）。最后县级、乡级却裁减不动，勉强剪下去的，后来又回来了，不但没有实现省钱办教育，反倒多花了很多钱。 企业改革大量工人下岗，无数下岗工人因失去收入，待遇不公到市委、市政府静坐。 教育改革让很多农民子弟上不起学。 房价连年暴涨。 医药费暴涨。 朱鎔基在退休前再也没有开始时的激情，他说，我退休的后，最高的希望是大家评价我是个清官，不敢奢望被评价是个好官，如果有人认为我还为老百姓做了一点事，就太感激不尽了！！！
朱鎔基是演讲者，温家宝是倾听者。演讲者总是显得充满智慧，知识渊博，学问高深，可以赢得听众。 温家宝是倾听者，倾听者只须亲切随和，看不到闪光的智慧、横溢的才华，却真正是大智若愚，大象无形。 朱鎔基多次被骗。他考察了农业大省安徽，认为安徽是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很好的保护了农民的利益。这个讲话在全国、全世界播出。实际他看得地方根本没有保护价收购粮食，粮食是连夜从其他地方拉来得。
温家宝更清楚实际情况。全国有2000多个县，温家宝走了1200多个，他有更多的办法冲破地方官的封锁，得到实际情况。他经常开车到老百姓家里坐在炕上聊天，这是一件非常耗费时间的事。《中国农民调查》讲了一件事：温家宝到安徽调研，途中借口“方便”下车，一直走到村里，和村民聊了很长时间。村里人不知他就是总理，说了不少实话。等到了县政府，县、市、省的领导都在等着，他们不知总理“方便”情况，一如既往地做着漂亮地报告，温家宝问：“你这里这么好，能按时发工资吗？”县委书记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欠全县职工一分钱”，温家宝提到了“方便”时了解到的村里教师严重拖欠工资，连买粮的钱都没有的。县委书记反应很快，“那是我们最穷的一个县！”温家宝幽默地笑：“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 据说朱鎔基在看到银行大量的假帐、坏帐是气愤的晕倒。他还曾怒斥某些工程是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但他无法阻止假帐和豆腐渣的出现。 朱鎔基希望用铁碗精简政府机构、转变职能，颁发了无数禁令，虽打击了一些贪官，总体流于形式。 。 温家宝用温和手段，务实的方法，寻求阻力最小的改革路径，确实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朱鎔基象王安石，有头脑、有口才，有魄力。然而他们的富国、富民的政策到了地方却被变通成了官员牟利的方式。王安石的青苗法是希望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政府借贷，不必向地主借高利贷，政府还可以有一些收入，（当时国库空虚，与西夏、金国的战争、僵持也非常需要钱）。这样好的政策，到了地方变成官员、小吏强迫农民借钱，收取高额利润和好处费，农民更穷了，官员收上来钱，一部分自己花，一部分上交，上交的多的属于政绩突出，得到提拔，老老实实维护农民利益的，得不到提拔。于是官员纷纷压榨农民。朱鎔基说“我最重视的是农业，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农业”，可是他的农业政策却有问题。他让政府用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国家对粮食给予补贴。最后许多政府没有敞开收购，上级给的补贴都挥霍、挪用了。地方各级政府对农民的摊派屡禁不止，层层加码，修学校要花10万，他们可以摊派20万，10万被各级官员花掉了。朱鎔基执政期间，农民更穷了。 温家宝象汉文帝。汉文帝没有开疆扩土，没有长城、大运河那样的政绩工程，但实实在在的让农民得到好处。汉文帝采用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方式，出于多方面的考虑 ，没有采纳大才子贾谊的多项改革措施，他维护了政权的稳定。温家宝没有象朱鎔基那样采取多项剧烈变革的措施，改革相对和缓。 汉文帝他大约十年没有让农民交税。假设农民一年总共要上缴10万两白银的税，农民付出的远远超过10万两。因为税要地方官员收。地方官人手不够，就要雇佣衙役。只有给衙役好处，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于是层次加码。农民最后交的是政府所得数倍。至于因此贫困，被迫借高利贷、成为家奴又有许多，还有流离失所，甚至成为强盗、土匪的。免税的意义远远超过经济意义。 温家宝的做法是取消农业税，乡政府的开支由县财政负担，乡、村干部失去了收税、收费的理由。 说了这些，并不是说温家宝比朱鎔基更聪明。如果竞选，朱鎔基一定会胜过温家宝，这也不是说竞选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是一个下级向上级汇报的信息层层高度扭曲、上级到下级命令层层高度变通的社会。朱鎔基对此没有什么办法。温家宝通过最大的努力了解真实的情况，作出尽可能合理的决策。但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民众有决策权、监督权，信息才不会高度扭曲，政策才不会变通成为官员牟利的手段。但这是遥不可及的，也不是温家宝能够做到的，我们只有等待。
October 23 人治2人治2 西方的封建社会起自日尔曼人入侵罗马，罗马帝国崩溃，日尔曼人的原始制度与罗马制度混合，构成了封建制度（黄仁宇的观点），日尔曼人的特点是办事认真，喜欢什么事清清楚楚（据说德国人认真到了刻板的地步），学术上注重概念清晰，推理严密。 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学术概念一直不清楚。“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道德经》），道讲出来，就不是道了，一个概念（名）被定义以后，就不再真正是哪个概念。“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概念不是被清晰定义的，要靠你的悟性来理解。 只要概念是清楚的，有了问题就容易看出来；如果是模糊的，你就永远不能说他是错误的。文艺复兴时期，一个人问牧师：上帝是否是万能的。牧师当然说上帝是万能的。那个人就问：上帝能否造出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牧师当时就傻了：如果能造出来，那上帝就举不起石头；如果不能造出来，就不是万能的，总之，上帝不是万能的。基督教如此尴尬，是由于概念是清楚的，如果让一个中国人回答，就很容易：“上帝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是无能而无所不能的。因其无为，故无所不为；因其无能，故无所不能”你听不懂？那是你悟性太差，过几年你就明白了。过几年你还不明白，那是因为你没有慧根。 一种制度如果是清楚的，那么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很清楚。这种制度下，大家按照法律办事。但法律有一定的滞后性，当社会变革或动荡时期就显得缺乏弹性，容易被另一种制度取代。因为新兴的商业组织是合法的，他们就不断壮大；后来的工业、商业势力不断壮大，已经到了封建力量无法控制的地步。 中国的制度是模糊的，看上去有法律，有制度，但经过官员高超的变通手法，相当于没有法律，没有制度。按照孔子的说法是“无可无不可”。这种管理方式是极具弹性，领导可以有高度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即使是王朝覆灭，也不过是重头开始。若非西方入侵中国，中国的封建社会再经历数百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西方的控制是有形的，中国的控制是无形的。在中国办事，一个眼色，一个表情，你都要反复琢磨，几乎比法律和政策还重要。如果你看不懂，保准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而高手常常是明明看懂了，装做看不懂，让你哭笑不得。因为好多问题是不能明说的，明说就会留下把柄。相当于一个概念被准确定义以后，你的推理一出现问题，很快就会被发现；我什么都没说，我有什么错误？这就佛祖拈花微笑的魅力。
西方的思维是直线的，一是一，二是二， 中国人思维是太极图式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会转化为阳，阳会转化为阴。一是二，二是三。 比如对于上级命令，西方人眼里只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执行，一种不执行。他们这就相当于把太极球用刀一批两半，左边是阳，右边是阴，做就是做，不做就是不做。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做就是不做，不做就是做。执行就是不执行，不执行就是执行。何以见得？上级的决定常常与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完全一致（可能是由于水平有问题，或下面上报的数据有水分，或者他别有用心，有种种利益因素在里面，但不能名言）。这个时候，你如果提出反对意见，不执行，你就一定会受到打击，或者被认为无能。如果你执行，出了问题一定会让上级很没面子，即使你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也不行。只能是看上去执行，其实不执行，既照顾到地方利益，也照顾到上级领导的利益，看上去还似乎执行了上级的指示，这样的人就是能人。如果自身还获得很大利益并且不出乱子，那简直就是前途不可限量的天才！！！ October 11 参观卢沟桥 最近懒得写日志了，因为燕南论坛被封了，据说在整改，“性感天蝎”的博克也被封了，可能是内容不健康？在网上说话好像不自在了。 今天组织一帮人去北京参观卢沟桥和抗日战争纪念馆。单位负责交通费、门票、午饭。大家兴高采烈，真像为抗日胜利高兴一样。宛平城城墙上只有几个抗日留下的弹坑，足以证明战斗非常不激烈。卢沟桥下的河水早就干了，现在打仗就不会在卢沟桥打起来，因为可以从河床走过去，而当年的卢沟桥是必经之路。当看到日本人打我们，看到南京大屠杀、使用化学武器时，我们都象看客一般，有如阿Q看政府砍犯人的头，好看！！！看完以后大家高高兴兴的购物，赞叹着日本车省油，今后油价上涨，或者征燃油税，省油极重要，今年秋天不买车，买车要买日本车。再想想日本人很多人自费到靖国神社参拜，又是烧香，又是磕头，肃穆之极，其中很多就是二战屠杀中国人的战犯。大家说，这种差别是×××××造成的。 October 06 人性善恶与治国理论6结束语 人性本是自私的。这要求必须要有很好的激励机制和监管、制约机制。合理的激励让人努力工作，合理的监管、制约让自私的人不会损害他人的自私，不损害公众的利益。而人性本善，用教育改造人性，灭除自私心理的制度，本质是无法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希望用道德让人们在不计较的回报的情况下努力工作，在没有监管、制约的情况下不偷懒、不贪污受贿。这在封建社会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最有效的监管、制约是民主，群众有了让官员下台、当选的权力的，才是真正的监管、制约，但这导致皇帝本身的权力丧失，整个统治阶层的特权丧失，因而无法实现。因此每个官员的变得非常虚伪，人性严重扭曲，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个人利益。靠伪装忠孝骗取名声、官位的事例数不胜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过去的大锅饭是没有激励，也没有监管，尽管大家天天背诵毛泽东语录，并没有改变自私的本性，于是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偷懒。开始土地归公社所有，但自家有自留地，自家院子里有果树等，于是农民种公社的地不用力，省下来力气种自己的地，毛泽东只好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自留地收回，把个人院子里的树砍掉。但最后人民公社依然失败了，人性的自私用10年文革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自私。80年代大规模的学雷锋、义务劳动到90年代已经过时了，社会尊重物质鼓励，有效的激励机制初步建立。但政府的激励和监管、制约机制至今一直不能很好建立，总是希望用“三讲”等教育的方式解决问题，靠道德扭转自私，实在让人心焦。 人性善恶与治国理论5人性自私的成功应用 西方现代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都是建设在“人性自私”这个假设上的，取得重大的成功。亚当·斯密提出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让每个人为自己的私利生产，大家交换产品，每个人都获得利益，这比大家无私更为有效率。这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极大的促进了市场的发展。泰勒提出“经济人假设”，每个人都在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通过激励和管理提高效率，这是管理学的基础。三权分立，是防止由于人性自私导致无法制衡，分权是用自私制衡自私。如果大家都相信领袖，领袖就会无法无天。尽管这些理论并不完美，但后来的修正、创新也是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建立福利经济学、“社会认假设”等理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人性善恶与治国理论4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们熟悉的作品，保尔曾经是所有人心目中的英雄，大家都牢记他的名言，实际这个形象是为改造人性创造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第一次被丢失了，后来苏联为他派来了秘书，很多人怀疑这部作品代表了苏共的意图，奥斯特洛夫斯基不过是提供了素材。该书形像地表现了革命对人性的改造。 斯大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的类型。我们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布哈林也说，革命的目标是要“改变人的实际的心理。”为了塑造“新人”，布尔什维克运用了各种手段。为了把儿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长完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他们成立了“小十月人”（五到十岁的儿童）、少先队和共青团；同时开始了把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与儿童早期教育相结合的实践；他们还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大力宣传“苏维埃新人”的榜样和模范。 煞费苦心的改造没有让人们无私，共产党人并不是象斯大林所说是特殊材料作成的，也是自私的。官僚的腐化和底层的困苦让大家对这种教育非常反感。50年代末，苏联青年中就出现了意识和心理意义上的反叛。到80年代末，大家已经彻底反对这种教育。1991年苏共下台。 人性善恶与治国理论3人性改造的失败 中国历朝历代的成功统治者都不相信人性可以改造的大公无私，他们相信人本质是自私的。但是，赤裸裸的宣扬人性的自私往往导致统治的短命（秦朝是个证明）。他们最后选择儒家理论，用儒家改造社会思想。 儒家宣扬以德服人，这是为了降低统治成本的欺骗性的做法。他们说尧舜靠“礼乐”让四方臣服，这是不可能的，一是靠武力征伐，某些情况下可以用经济收买的方法，“礼乐”是不会让四方臣服的。 杨朱提出了自私乃人之本性，“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大家都自私，可以让大家都争取最大利益，这有了亚当·斯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之相似理论，却比亚当·斯密早约3000年。但是，自私必须要求公平，在等级社会，下级必须对上级“无私”，儒家、墨家、法家都批判杨朱“无父无君”，实则杨朱乃自由、平等理论的先驱，却受到历代的诟病。 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是典型的人性改造，但他却不改造自己，把两个尼姑娶到家里，指使他们严刑殴打歌妓，逼迫歌妓诬陷自己的政敌，歌妓宁死不从，朱熹自己被罢了官。但朱熹的四书集注却成了八股取士的唯一教科书。统治者自己并不相信人性可以改造，不过以此钳制思想罢了。 但也有真正相信的。明建文帝就是一个。他真正相信可以儒家的理论，爱民如子，轻徭役，废酷刑，重用儒生，声誉非常好；但不重视选拔军事人才，最终被叔叔朱棣夺了皇位。读书人中很多相信这种理论的，要么罢官、或丢了性命，要么一生郁郁不得治。只有善于钻营，利用他人私心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才可以成功。 各国社会主义对人性的改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往的朝代，只是要求背诵某些经典，要求按照某种忠孝的规范做事，共产党采用的“触及灵魂”的改造手段。中国的40年代的“整风”中，由集中强化学习文件、向党交心和坦白个人历史、自我解剖和批判、用体力劳动来触及思想等等组成。 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具有多种意义。用军事化手段把大众动员和资源集中推到极端来从事经济和其它工作，所谓的“会战”就是军事化手段之一──大庆和大寨以及几乎所有经济和科研成果都是“会战”的成就。在非军事部门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部，也是军事化手段的运用。就“新人”的个人典范来说，军队在60年代上半期为全国人民提供了难以计数的榜样：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蔡永祥、门合等等，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从“延安整风”开始，中国式的“新人”除了共产主义“新人”的普遍特征（如政治忠诚和献身精神）以外，强调的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掏心挖肺式的自我解剖和苦行僧般的自我拒绝来达到彻底否定“小我”（即个人存在）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大多数“新人”的典范在思想和知识上对传统文化并无多少了解，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和儒家的“内省”和“修身”有一致之处，只不过是把这种传统推到极端。这种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颠峰，有组织和集体管理的每个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文革”期间另一个和塑造新人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大量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当然这并不否认在下放背后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考虑）。从环境决定论的角度出发，下放是彻底改变人的生存环境，让人脱离城市生活、在艰苦环境下改造世界观的最极端措施。在人类历史上，城市一方面是文明的象征，但另一方面也一直被各种宗教和乌托邦思想视为腐败奢侈淫乱堕落的渊源，所谓“巴比伦”就是用两河流域最繁荣的城市来象征人类道德的堕落。但只有在共产党制度下，这种对城市的批判和拒绝才一度成为体制性的目的。70年代“红色高棉”更是一夺取政权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图彻底废除城市（一同被废除的还有货币、家庭、婚姻、财产等等）。“红色高棉”是在毛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认为即使是毛也没有坚持他的革命路线，没有做到“七、八年再来一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彻底性上要超过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胡平“比赛革命的革命”是最精辟的概括。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的用“触及灵魂”来达到完全的脱胎换骨、和“旧我”告别并非仅此一家。越南共产党照搬中共的思想改造模式来对付知识分子，达到了同样的效果。有一个叫TRAN DUC THAO 的著名哲学家，曾在法国留学和工作，对现象学的研究达到了很高水平。他在这方面的著作至今仍是西方哲学界重要的参考书。他受革命的感召于40年代末回国，自觉接受思想改造。为了表示对自己没有参加艰苦斗争的惭愧和惩罚，他不用蚊帐睡在丛林里，故意让蚊子叮咬，结果染上了疟疾，而这是很多老游击队员都曾经患过的疾病，很多人留下了后遗症。这位哲学家就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补上这一课。在50年代的北越，当抗美战争还未到来时，越南知识分子和干部也经历了和中国类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规模的下放。和“延安整风”时一样，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出于各种原因死于非命。
共产党的“新人”都有领袖崇拜情结，都从这种崇拜中找到心理归宿、吸取精神力量。领袖崇拜从根源上说是个人虚弱和个性泯灭的结果，因此个人需要与超越时空的一个绝对存在发生联系、从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和力量。中共的“新人”把领袖崇拜发展到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能的地步，近乎神迹。毛泽东思想在“新人”的思想改造和阶级斗争中甚至被称为“照妖镜”，这就和巫术没有分别了。
今天继续进行着人性改造。我们从小被教育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在60、70年代出生的人中，大都相信共产主义理想，现在的孩子实际大多已经不相信了，为了升学假装相信。 苏联的改造人性彻底宣布失败了（见下一篇） September 27 人性善恶与治国理论21自私的起源 自私起源于竞争。远古时代，猿人和原始人类为获得食物、洞穴等，必然引起竞争。有人与人的竞争，也有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竞争。 当人类获得对世界统治地位以后，人与人的竞争成为竞争的主体。 由于自私的个体往往在竞争中更能获得食物、洞穴，不自私的个体在几万年的竞争中基本绝种了。这是人自私的生物学基础。 竞争越激烈，自私的本性越明显。权力的竞争，尤其是最高权力的竞争是最激烈的，参与竞争的人也是最自私，最不择手段的。 市场经济比农业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竞争激烈，人心也变得更加自私，原来农村淳朴的民风不见了，含剧毒农药的蔬菜水果等屡见不鲜，为了减少一点成本，可以不择手段。 竞争不是坏事，可以提高效率。关键是有良好的制度，把竞争清楚的划分为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鼓励良性竞争，杜绝恶性竞争。 September 26 人性善恶与治国理论 1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或是人性本无善恶，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千年，古今中外都在讨论，总结起来有3种观点：1、人性本善，2人性本恶，3、人性本无善恶。 1、儒家、佛家等是人性本善的代表，儒家讲“人之初，性本善”。佛教讲每个的自性便是佛。出现恶人，是因为环境和人的欲望，蒙蔽人本性。 2、洛克提出“白板”论，是人性本无善恶的代表，人性象白板，画上红色就是红色，画上黑色就是黑色,全在环境和教育。马克思也是这个观点。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实际上就是环境决定人的善恶。 3。人性本恶，或者说人本性都是自私的。这两者是相似的，但实际是有一些区别。中国的法家认为，人性是本恶的，要用严刑峻法控制民众，皇帝对大臣始终是猜疑的，对百姓是严酷的。亚当·斯密提出人本性是自私的，但每个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交换产品，社会是最优的，比人人都大公无私还要好。在斯密看来，人性的自私不是坏事，自私不是贬义。但在人性本恶论者看来，恶就是自私。 以上的三种观点决定了不同的治国理论。“人性本善”和人性无善恶论者，认为应通过教育，把人自私的心理消灭掉，一心为公，则天下太平。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是典型的说法。不同的是，人心本善论者，认为除了教育、灌输之外，还有一种修炼的办法，让人认识自己的本心，不需要别人教育，自己就可以让自己达到圣贤、佛一样的境界。明代的王阳明在经历一番生死磨难后，在龙场“悟道”，认为人人都有圣贤一样的心，经过一种修炼，就可成为圣贤。佛家的六祖惠能，是个文盲，作诗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俗人和佛是没有差别的，修炼就可以成佛。修炼的方法，王阳明和六祖惠能都用了打坐的方法，通过打坐（分别叫做坐忘和参禅），屏弃各种欲望，让心极其宁静，丝毫没有杂念，这时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本心－－那是一种圣人、佛的境界，人可以获得彻底的解脱，无上的快乐。这种方法是“人性无善恶论”者没有的方法。 人性本恶或者人都是自私的这种看法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虽然他们也看重教育，但他们更看重法制，教育也是教育大家遵守法制。中国的法家是这种思想的重要代表，但很快这种理论就衰退了（我到后面分析原因）。亚当·斯密的人性自私理论经过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各领域的发展和实践，目前已经成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的基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就要通过法律界定产权，限制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侵犯他人的权益，这是依法治国的基石。西方现代经济学就是根据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在局限条件下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形成一种象物理、代数一样的科学，根据这一公理推出无数结论，应用在经济领域，居然产生无数战果。在政治领域，契约理论、三权分立也是基于人本性的自私，必须要靠分权制约。 但是中国的法家是不会走上西方现代法制社会这个轨道的。西方法制社会，实际是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工业生产要求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市场经济中，只有市场交换双方是平等的，才有公平交换的可能，否则被欺压的低等级一方非破产不可，市场也从此衰败。 农业社会则不同，农业社会是等级社会，是自给自足的，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的规模很小。在这样的社会，是重视农业，抑制工商，为什么？因为工商本能的反对等级制，要求平等，要求建立公平的市场。等级制里，子女是父母的私产，婚姻等大事都要父母作主，财产由父母绝对控制；国家象一个大家庭，下级是上级的私产，上级对下级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皇帝是天的儿子，只有天有权惩罚皇帝（天子），万民都是皇帝的私产。儿子在身边才好控制，要是跑到外地打工、做生意，就管不了了。所以要宣传“父母在，不远游”。（说远了） 秦国自商鞅到李斯的法家也都是重农轻商的。在这种制度下，不要指望会建立平等的法制社会。在等级社会，性善论无疑比性恶论更有欺骗性，更容易统治臣民。秦代的臣民都是慑于暴力和严峻的法律，被迫工作，对皇帝的认同非常低，你当皇帝，他当大官，是因为他们都极其自私，耍弄权术得来的地位。这虽然非常正确，但让大家都知道，政权就要垮台了。刘邦和项羽看到秦始皇庞大的排场非常羡慕，但同时产生的取而代之的思想。 先写到这，以后接着写。 介绍一下后面的观点： 1、人性是自私的，这是生存的严酷性造成的。要获得资源，要生存，就要竞争，就会自私。在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竞争不激烈，自私的本性受到压抑，人们不敢追求私利。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无私者一般都处于不利地位，会被淘汰，最终只剩自私者。2、统治者否认自私的本性，用教育的方法让人们无私，是虚伪的，也是无效的。暂时也许有效，最终一定是失败的，历代王朝的覆灭、人民公社的失败、苏联的解体、贪官的前仆后继都是证明。3、不要压抑人的本性。用教育的方法让人们无私，让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谎言、压抑当中，严重损害了创造性，降低了生活质量，最终引起反抗。4、用法制建立一个尊重个人利益、每个人损害他人利益都要受到惩罚、每个人都可以合法争取个人利益的制度，则经济、社会会和谐发展.5、市场经济要求承认人性自私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制度，解放人性。
September 19 张五常和古德诺张五常是经济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说话很有分量。但最近的话越听越不对劲。他先是问： 中国农民真的更苦吗？（http://www.cenet.org.cn/cn/xuandu/list.asp?SmallClassName=%D5%C5%CE%E5%B3%A3&SecondClassName=%D6%D0%B9%FA%D1%A7%D5%DF）由中国农村的电视天线增多了，推导出中国农民不是更苦，是富裕了。，日子好过了。可是，电视多少钱？原来数千的电视，现在有的只有数百元；1000元左右就可买到较好的电视，但一个阑尾炎就要花3000元，甚至更多。大部分农民有病不到医院治疗。是看电视重要，还是治病重要？至于上不起学，是很普遍的事。张五常是不知道，还是装糊涂？ 张五常的另一个论断是只要开放金融、取消国营垄断 中国5年追上美国。这简直和苏联的休克疗法相似。当年休克疗法，一些著名专家也信誓旦旦的保证短期内让经济摆脱困境；最后经济严重倒退。中国立刻开放金融，5年不会追上美国反倒很可能暴发金融危机。 张五常无视中国贫富分化加剧、政府低效、金融体系脆弱的事实，鼓吹中国要全面放弃管制，势必造成中国的动荡。张五常很可能是别有用心，或者受美国某些势力的指使，或者受中国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用。总之，他的论断与他的分析能力不相符。 当初袁世凯要称帝。国际知名的政治学者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国内著名学者杨度、严复成立筹安会，鼓吹帝制优于共和，留下千古骂名。中国如果采用了张五常的建议，张五常就是另一个古德诺，给中国制造祸患的罪人。 （引用文章见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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